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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魔域官网红包:明清學者對詩紀事著述的評價

時間:2019-03-29 來源:中南民族大學學報 作者:鄒福清 本文字數:10524字

风暴魔域挂机刷魔石,快速培养幻兽升星教程 www.awyiy.icu   摘    要: 《唐詩紀事》是詩紀事著述的創體之作, 明代中后期受到一批學者的高度評價。在詩、史有別的前提下由批評杜詩紀事轉向思考事與情的關系、詩如何紀事等問題的“詩史”論爭是明人建構詩紀事著述價值的語境, 明人正是在事與情關系框架內展開對詩紀事著述價值的建構。理學家孔天胤曾為嘉靖錢塘洪氏本《唐詩紀事》撰序, 通過追本溯源的方法從《詩》那里尋找詩紀事的依據, 并全面回應事與情關系的問題, 張揚“在事為詩”的詩歌發生論, 在承認情為詩之本體的前提下強調事對于情的興發功能, 并宣揚詩紀事著述兼具文學史、政治史的價值。明末清初, “詩史”再度成為熱烈討論的話題, 詩與史通的觀點及由此形成的采詩庀史的實踐主張得到學界的廣泛認同, 詩紀事著述的編撰受到影響, 編撰者引入《中州集》、《列朝詩集》等新典范, 張揚詩紀事的歷史價值, 將一代詩紀事提升至一代之史的地位, 并賦予其挽救文化失墜的功能。明清學者對于詩紀事著述價值的建構與張揚反映了對詩、史的本質及二者關系等的思考與認識。

  關鍵詞: 詩紀事; 詩史; 在事為詩; 采詩庀史;

  南宋計有功編撰《唐詩紀事》“因詩存人, 因人存詩, 甚有功于‘詩’與‘史’。論述唐代之詩史者, 自當以此書為不祧之祖”[1]。正如有學者指出:“‘詩紀事類’的著作, 自宋計有功首創, 此后被冷淡了數百年, 入清以后在實學思潮的影響下又盛行起來。”[2]《唐詩紀事》從明代嘉靖年間開始, 就先后四次被刻印, 并受到孔天胤、王思任、毛晉、胡震亨等的高度評價, 其中, 胡震亨稱《唐詩紀事》“收采之博, 考據之詳, 有功于唐詩不細”[3]。明末清初至現代, 出現一批以“紀事”命名的著述, 直至現當代, 此類著述依然層出不窮。明清文人在“詩史”論爭的語境中逐漸發現并建構了《唐詩紀事》等詩紀事著述的價值, 清代“詩史”觀及由其產生的采詩庀史的實踐主張進一步張揚了詩紀事著述的價值, 并直接影響了一批詩紀事著述的編撰。明清對于詩紀事著述價值的建構與張揚反映了對詩、史的本質以及二者關系等問題的思考與認識。

  一、“詩史”論爭, 明人建構詩紀事價值的語境

  “詩史”最早由唐代孟棨《本事詩》提出, 即“流離隴蜀, 畢陳于詩, 推見至隱, 殆無遺事, 故當時號為詩史”[4]15。唐代僅見此一處“詩史”用例, 是指杜詩對詩人于安史之亂中經歷的記載。“詩史”作為一個文學批評話語的內涵是由宋人賦予的, 只是自宋代始, 分歧就很大。張暉《中國“詩史”傳統》系統梳理了歷代“詩史”的內涵, 達十七種之多[5]263-264。宋人對杜詩的“詩史”特質有不同的解讀, 后來, 還逐漸溢出杜詩批評的范圍。大致說來, 宋人是使用“詩史”一語稱贊杜詩“善陳時事”[6]的實錄精神來建構起其“詩史”觀的, 這種實錄精神既指杜詩對重大政治事件和日常生活經歷的記錄, 也涵蓋詩人流露出的情懷和做出的評價, 如胡宗愈《成都草堂先生詩碑序》云:

  先生 (杜甫) 以詩鳴于唐, 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 一見于詩, 讀之可以知其世, 學士大夫謂之詩史。[7]據劉攽《中山詩話》, 宋人還有以杜詩記錄酒價[8]而譽其為“詩史”的, 這頗能說明記錄日常生活及情感也是宋代詩史說的應有之義, 只是后來在強調政治事件和政治情懷時逐漸遺落了日常生活和日常情感, 如文天祥《集杜詩自序》說:“昔人評杜詩為詩史, 蓋其以詠歌之辭, 寓紀載之實, 而抑揚褒貶之意, 燦然于其中, 雖謂之史可也。”[9]“抑揚褒貶”顯然是由政治事件而興發的情感。

明清學者對詩紀事著述的評價

  明代在辨體思潮大背景下從本體層面討論了詩與史的異同, 楊慎、王世貞、許學夷等很多大家都參與了討論。起初, 明人基本沿用宋人的“詩史”說:“高棅在《唐詩品匯》中屢次引用前人的‘詩史’說, 顯然并不反對將杜詩視作‘詩史’。”[5]79李東陽也多次稱引“詩史”, 如《徐中書挽詩序》:“惟詩之用與史通, 而昔之人或有所謂詩史者。”[10]至楊慎開始對“詩史”說發難, 其《升庵詩話》載:“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記時事, 謂之‘詩史’, 鄙哉宋人之見, 不足以論詩也。”[4]868后來, 王世貞、郝敬、許學夷等也先后加入討論“詩史”說的行列, 并對楊慎的觀點有所補充與校正。明人對“詩史”說的討論逐漸溢出宋人的討論范圍, 討論的實質是如何認識詩的特質和如何評價杜詩的紀事。臧懋循《冒伯麟詩引》曾表達對宋人以“詩史”贊許杜詩的不解:“夫詩之不可為史, 猶史之不可為詩。世顧以此稱少陵大家, 此予所未解也。”[11]這就是明人面臨的問題。

  明人論詩注重對于詩的特質的闡發, 如高棅引《詩法源流》稱“古詩徑敘情實, 去三百篇近。律詩牽于對偶, 去三百篇為遠。此詩體之正變也”[12]。李東陽認為詩“貴情思而輕事實”[4]1375, 李夢陽認為:“古詩妙在形容之耳, 所謂水月鏡花, 所謂人外之人、言外之言。”[13]王廷相認為:“夫詩貴意象透瑩, 不喜事實粘著。”[14]這都是對詩的特質的思考。

  楊慎“詩史”觀的基本前提是詩、史之辨, 《升庵詩話》載:“夫六經各有體, 《易》以道陰陽, 《書》以道政事, 《詩》以道性情, 《春秋》以道名分……”[4]868其實, 楊慎在主張詩、史之辨時還討論了兩個子話題:其一, 詩如何抒情。他反對直接抒情, 主張含蓄:“二南者, 修身齊家其旨也, 然其言琴瑟鐘鼓、荇菜苤苢、夭桃秾李、雀角鼠牙, 何嘗有修身齊家字耶?皆意在言外, 使人自悟。”[4]868其二, 詩如何紀事。他反對直陳時事:“至于直陳時事, 類于訕訐, 乃其下乘末腳。”[4]868但到底該如何紀事, 他沒有展開討論。總的說來, 楊慎提出了“含蓄”標準來導正詩的抒情與紀事。

  王世貞、郝敬、許學夷等在詩、史之辨這一點上與楊慎并沒有分歧。王世貞《藝苑卮言》認為:“楊用修駁宋人“詩史”之說而譏少陵云……。其言甚辯而核, 然不知向所稱皆興比耳?!妒飯逃懈? 以述情切事為快, 不盡含蓄也。”[4]1010其實, 王世貞是以含蓄為上, 只是對“不盡含蓄”持包容態度, 他贊許楊慎對杜詩不夠含蓄的批評是“甚辯而核”, 只是補充說楊慎沒有看出其所舉杜詩的例子是興比。實際上, 王世貞另外提出了一個評價標準——“述情切事”, 即評價詩不在于含蓄與否, 更重要的是情與事的配合。

  郝敬認同王世貞的詩可含蓄也可直露的觀點, 只是補充說《詩》中“述情切事”的賦其實兼比興, 但王世貞稱其“不盡含蓄”是不對的, 即“宗城謂賦主切事, 不盡含蓄, 非也。夫詩雖六義, 經可離, 緯不可離也。賦何嘗離比興?比興何嘗非賦?”[15]5933

  許學夷對于詩、史之辨的態度鮮明:“夫詩與史, 其體、其旨, 固不待辯而明矣。”[16]221他沿著楊慎對于詩如何紀事、如何抒情兩個思考方面進行了全面論述, 同時在一定程度了受到了王世貞的啟發。他認為:“杜之《石壕吏》、《新安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哀王孫》、《哀江頭》等, 雖若有意紀時事, 而抑揚諷刺, 悉合《詩》體, 安得以史目之?至于含蓄蘊藉雖子美所長, 而感傷亂離、耳目所及, 以述情切事為快, 是亦變雅之類耳, 不足為子美累也。”[16]221意思是詩之紀事并不在于直陳與否, 只要歸于抑揚諷刺, 詩之抒情并不在于含蓄與否, 只要源于經歷聞見, 只要情不離事, 事不離情, 就是詩。

  詩、史本有分工, 詩的源頭是《詩》, 史的源頭是《春秋》, 這是楊慎、王世貞、許學夷等關于“詩史”論爭達成的基本共識。他們關于詩紀事的分歧不在于詩能否紀事, 而在于詩如何紀事。起初楊慎提出“含蓄蘊籍”是詩之本質, “直陳”則有違詩的本質, 并對宋人的“詩史”說發難, 其實不是不贊同詩歌可以紀事, 只是要求紀事須達到“含蓄蘊籍”的效果, 他曾使用“詩史”來稱贊劉因《書事絕句》、宋子虛《詠王安石》“二詩皆言宋祚之亡由于安石, 而含蓄不露, 可謂詩史矣。”[4]862就充分說明這一點。王世貞、許學夷都在校正和補充楊慎的觀點, 在詩可以紀事這一點上是有共識的, 在詩如何紀事的問題上從不同的側面進行了討論, 是相互補充的。

  以當時所持關于詩的特質的認識, 明人對于杜詩紀事的評價與宋人漸見分歧, 即使對杜詩之紀事持包容態度, 也評價不高。起初, 高棅、李東陽對于杜甫之紀事和宋人一樣持贊賞態度, 前“七子”以宗杜為普遍追求[17], 在學杜過程中也開始思索如何對待宋人稱許的杜詩之紀事, 如王廷相云:“若夫子美《北征》之篇……漫敷繁敘, 填事委實, 言多趁帖, 情出附輳, 此則詩人之變體, 騷壇之旁軌也。”[14]503同時, 鄭善夫《批點杜詩》云:“詩之妙處, 正在不必說到盡, 不必寫到真, 而其欲說欲寫者, 宛然可想。”[18]所謂“填事委實”, “說到盡”、“寫到真”都是批評杜詩紀事過于實, 過于繁。楊慎批評宋人“詩史”說也是輕杜詩之質實而重其含蓄, 與王廷相、鄭善夫等是一致的。許學夷雖認為杜詩之紀事類作品雖合詩體, 但不以其為上, 因而稱其為“變雅”。許學夷雖極力主張詩、史之辨, 但詩與史到底該如何區別?他雖進行了追根溯源, 其實沒有說透, 倒是謝肇淛對此問題進行了辨析認為:“少陵以史為詩, 已非風雅本色”, 并批評“胡曾輩之詠史, 直以史斷為詩”[15]6679。

  這是以議論與否作為詩、史的界限, 當然, 僅止于此是不夠的。“詩史”論爭中, 盡管到底該如何評價杜詩之紀事及其價值, 明人只是提出了問題并沒有從理論上完全解決。但是, 對于杜詩紀事的批評終于導向對于詩如何紀事, 以及情、事關系等問題的思考。就在“詩史”成為熱烈討論的話題時, 明人對于如何認識詩紀事著述的價值也走上了情、事關系的思考方向。

  二、在事為詩, 明人孔天胤對詩紀事價值的闡述

  在詩言志這個古老的詩歌本體論的語境里, 明代學者是如何思考詩紀事著述的價值呢?明代理學家、藏書家孔天胤曾為嘉靖錢塘洪氏本《唐詩紀事》撰序并全面回應情、事關系問題, 以闡發詩紀事著述的價值, 其邏輯思路包括如下三個方面。

  1.追本溯源, 從《詩》那里尋找詩紀事的依據。

  許學夷曾將詩歌紀事溯源至《詩》, 認為杜甫“三吏”、“三別”之類的作品“悉合《詩》體”。此前, 孔天胤稱贊《唐詩紀事》時已經將詩紀事溯源至《詩》認為, 《詩》也是紀事之作, 而且, 所紀之事可以考證。另外, 《毛傳》就是對《詩》所詠之事的發掘, 即“《詩》三百篇, 《毛傳》蓋其紀事, 今為考亭所絀, 然欲究遺經, 當必考之[19]2593。后來的紀事體著述編纂者往往沿著這個思路強調詩紀事的價值, 如清代陸以謙為《詞林紀事》撰序稱:“紀事者何?……竊惟詞源于詩, 詩源于三百篇, 三百篇無非事者。”[20]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將這種思路推到了極致, 該著《前言》稱詩歌“紀事”之有濫觴于《尚書》、《左傳》、《呂氏春秋》、《穆天子傳》等對詩歌及其本事的記載以及《詩三百篇》毛序、毛傳所述《詩》的本事[21]1。

  2.承認情為詩之本體的同時強調事對于情的感發興起功能。

  漢代儒家詩學就強調事對情的作用, 《詩大序》說“是以一國之事, 系一人之本, 謂之風”[22]20, “事”指政事, “本”指性情。一方面, 情緣于事, 事對情有感發興起作用;另一方面, 人的性情應該關乎世變之情?!逗菏?middot;藝文志》云:“代趙之謳, 秦楚之風, 皆感于哀樂, 緣事而發, 亦可以觀風俗, 知薄厚云。”[23]即漢樂府的哀樂之情是緣事而發。這里的“事”是時事, 是“系于天下國家之大事”[24]。提出“詩史”說的唐人孟棨也強調了事對情的感發興起作用:“怨思悲愁, 常多感慨。抒懷佳作, 諷刺雅言, 雖著于群書, 盈廚溢閣, 其間觸事興詠, 尤所鐘情, 不有發揮, 孰明厥義?”[4]2可見, 事對情的感發興起作用很早就得到強調??滋熵紛盤致哿飼?、事的關系, 他說:“夫詩以道情, 疇弗恒言之哉;然而必有事焉, 則情之所繇起也, 辭之所為綜也。故觀于其詩者, 得事則可以識情, 得情則可以達辭。”[19]2592孔天胤認為, 在創作、批評兩個環節, 事都是邏輯起點, 并把事比做源, 把情比做流, 從而從發生學的角度和本體論的高度論證了詩紀事的合理性。他還進一步指出唐詩的成就恰在情與事的融合: “唐俗尚書, 號專盛, 至其摛藻命章, 逐境紆翰, 皆情感事而發抒, 辭緣情而綺麗, 即情事之合一, 詎觀覽之可偏。”[19]2593因此, 他高度評價《唐詩紀事》, “善其紀事之意”。鑒于此, 他還對宋儒重理, 明人重格調、聲律的思潮進行了批評與反駁, 認為宋儒言理而不及事, 流風所及, 至于明代, 文人既不曉事, 也不識情。

  在此, 追溯一下孔天胤所謂“事”的內涵, 其理論動機也就昭然若揭了。他認為文學批評就是對“情之所繇起”之“事”的探尋, 其心目中的“事”具體指哪些呢?孔天胤說:“君子曰:在事為詩。又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夫謂詩為事, 以史為詩, 其義幠哉。”[19]2592“在事為詩”出自《春秋緯·春秋說題辭》:“在事為詩, 未發為謀, 恬澹為心, 思慮為志, 故《詩》之為言志也。”[25]即詩言志之“志”的前身就是詩人思慮的“事”。“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出自《詩大序》, 即:“國史明乎得失之跡, 傷人倫之廢, 哀刑政之苛, 吟詠情性, 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22]17-19由此可知, 孔天胤所謂“事”是得失興廢之時政, 變風、變雅所載即是, 只是變風、變雅所載為衰世之政事??滋熵匪?“孔父言知, 在于格物;孟子誦詩, 必論其世。且如虞有《卿云》之歌, 弗稽《大傳》, 曷知其為禪夏;漢盛五篇之詩, 非考《兩都》, 又焉得其鴻典也。”[19]2592孔天胤所舉“《卿云》之歌”、“五篇之詩”分別是舜禪位于夏、光武中興兩件盛世之政事, 都與政權更迭有關。至此, 就可以明白孔天胤為什么對性情說也表達了不滿:“自性情之說拘, 而狂簡或遂略于事。”[19]2592顯然, 他是在批評性情說對于政治的疏離。

  3.詩紀事兼具文學史與社會政治史的雙重價值。

  孔天胤主張“在事為詩”的詩歌本體論, 自然是回到關注作品社會、政治內容的思路上來, 并從社會、政治的層面思考詩紀事的價值, 再考慮到詩紀事著述以時間為序的編排體例, 《唐詩紀事》在其心目中也就成為有唐之文學的歷史和社會政治的歷史。應該說, 孔天胤只是明確了表達了《唐詩紀事》為有唐之文學的歷史的觀點:“《紀事》一書, 其藝流之源委, 文苑之本末, 利涉之方航, 發蒙之朗若者矣。”[19]2593考慮到他批評宋儒、明人的唐詩批評“不喻其時代和人物”, 由此推論, 《唐詩紀事》自然就是其心目中有唐一代關于時代變遷與人物起伏的社會政治史。其實, 早在宋代, 王禧校讎并刊刻《唐詩紀事》時曾明確道出該著就是一部唐代文學史和社會政治史, 可由其“觀唐三百年文章、人物、風俗之污隆邪正。”[19]2591這個觀點得到廣泛認同, 明代學者為幾種《唐詩紀事》刻本作序時或強調其文學史價值, 或強調其社會政治史價值, 或兼而言之。張子立于嘉靖二十四年校對并出資刊刻《唐詩紀事》撰序時稱《唐詩紀事》為“唐風”, 是論人者考其世, 觀風者尚其聲的“雅道之選也”[19]2594-2595, 當然就是文學史兼社會政治史。

  張子立視《唐詩紀事》為“唐風”, 由其可以論人, 也可以觀風, 《唐詩紀事》當然就是文學史兼社會政治史了。王思任為崇禎年間毛晉刊刻汲古閣本《唐詩紀事》撰序時指出計有功“取唐詩姓氏一千一百五十余家, 臚列其人, 悉傳其事, 使后之讀詩者, 恍然如見三百年中之須眉美惡。”[19]2597這是強調《唐詩紀事》作為社會政治史的一面。李縠為崇禎年間重刻的汲古閣本《唐詩紀事》撰序對其兼具文學史與社會政治史的特質進行了較為深入的闡發, 其結論是:“有唐二百八十九年間, 作者不知幾何人, 其篇章之流傳于人間者, 不知幾千萬, 求之君臣朋友, 時序庶物, 徽邪得失之故, 犁然具在, 無若《紀事》一書。”[19]2598

  因此, 這些學者在強調《唐詩紀事》是對一代盛衰世變的記錄時, 主張文學批評就是采用知人論世的方法發掘這些政治內容。這既是對宋人的回歸與超越, 又是對當時辨體思潮的反駁。焦竑《清溪山人詩集序》曾批評當時杜集的編纂“昧者取其編, 門分類析, 而因詩以論世之義日晦”, 并傾向于以編年為序的體例[26]。崇禎年間, 毛晉為其刻印《唐詩紀事》所撰“識語”稱唐集“分類分體, 尤為可恨”, 而稱贊《唐詩紀事》為“匡鼎”之作[19]2594。胡震亨認為, 《唐詩紀事》“詩與事跡、評論俱載”, “收采之博, 考據之詳, 有功于唐詩不細”。這都是強調別集、總集的編撰要回歸凸顯政治價值的道路上來。詩紀事著述體例的優點恰在于作家小傳的編寫、詩歌本事的追尋、基本以時序編排的體例, 能夠體現世運的變遷, 而世運變化影響所及又是文壇趨尚的變化。這種價值被后來詩紀事著述的編撰者發揮得淋漓盡致。

  三、采詩庀史, 清初以來詩紀事的衍化及價值張揚

  明末清初, “詩史”說再度成為一個被熱烈討論的命題, 但是, 文人不再關心明代討論的詩能不能紀事, 如何紀事等本體論問題, 而是力主詩、史同源的觀點。如錢謙益《胡致果詩序》說:“《春秋》未作以前之《詩》, 皆國史也。……《詩》也, 《書》也, 《春秋》也, 首尾為一書, 離而三者也。”[27]800此所謂詩史同源的觀點, 吳偉業《且樸齋詩稿序》[28]、黃宗羲《姚江逸詩序》[29]10、李鄴嗣《萬季野新樂府序》[30]、屈大均《東莞詩集序》[31]等都有類似的表述, 可見, 這是明末清初文人極其普遍的看法。明代關于“詩史”的論爭是在詩、史有別的前提下從文體的角度討論詩的本質。清初“詩史”思潮的本質是從起源的角度論證詩通于史, 以為詩承擔史的功能來張目。至于詩、史紀時事的方式有無差異, 詩、史各自的特質是什么等問題, 明末清初的文人沒有興趣深入討論。

  考察以錢謙益為代表的“詩史”觀的理論動機是一個頗有意味的問題?!讀諧肥喬?ldquo;詩史”理論的實踐[32], 該著的編撰顯然受到同樣經歷過代際劇變的元好問的啟發, 錢氏引程嘉燧的話說:“元氏之集詩也, 以詩系人, 以人系傳。中州之詩, 亦金源之史也。吾將效而為之。吾以采詩, 予以庀史, 不亦可乎?”[33]又說:“余撰此集, 仿元好問中州故事, 用為正史發端。”[34]曾感嘆遼事堙滅的元好問在金朝覆亡之際意識到金代之事可能面臨同樣的危險, 便盡可能為“死而可書者”“志其墓”, 意在為以后的著史者多留存材料[35]649-650。面臨金代史事湮滅的?;? 元好問“晚年尤以著作自任, 以金源氏有天下, 典章法度幾及漢、唐, 國亡史作, 已所當任”[36]。但是, 為金代著史的愿望沒有辦法實現, 編撰有金一代之詩就成為其挽救金文化的一種努力, 其《中州集自序》說:“念百年以來, 詩人為多, 苦心之士, 積日力之久, 故其詩往往可傳。兵火散亡, 計所存者才什一耳, 不總萃之, 則將湮滅而無聞, 為可惜也。”[37]元好問視《中州集》為金源一代之史, 其《自題中州集后》五首其五“平世何曾有稗官, 亂來史筆亦燒殘。百年遺稿天留在, 抱向空山掩淚看”[35]398透露了他的真實心跡。四庫館臣指出《中州集》“大致主于借詩以存史”[38]。王士禛稱:“元裕山撰《中州集》, 其小傳足備金源一代故實。”[39]陳衍也指出:“遺山為拓跋苗裔, 野史一亭, 原以金源文獻自任。史既未成, 聊都此集, 表章百年來文人。”[40]1179正如余英時《評關于錢謙益的詩史研究》指出, 《列朝詩集》“以元遺山《中州集》為祖構, 在牧齋之意, 自是欲通過有明一代之‘詩’以觀有明一代之‘史’”[41]51-52??杉? 錢謙益《列朝詩集》和《中州集》一樣是著史未成退而求其次的結果, 采詩的目的在于庀史, 是將詩作當成史料加以保存, 以一代之詩存一代之史。

  前朝歷史為新朝所著, 往往不能盡信, 還有種種原因導致許多優秀的人物及其事跡失載于史的情況。鑒于此, 明清易代之際的文人往往強調以詩為史、以詩正史、以詩補史的“詩史”觀。如杜濬說:“世稱杜子美為詩史, 非謂其詩之可□為史, 而謂其詩可以正史之偽也。”[42]15可以說, 以詩為史、正史之誤、補史之闕的“詩史”觀是有感而發的, 具有現實的針對性, 其直接動機就是倡導對遺民事跡與詩作的保存。杜濬《程子穆倩放歌序》、黃宗羲《萬履安先生詩序》、李鄴嗣《萬季野新樂府序》、吳偉業《且樸齋詩稿序》等都是在為遺民詩人作序時表達以詩為史、以詩正史、以詩補史的“詩史”觀。由此可見, 以錢謙益為代表的“詩史”觀及由此形成的采詩庀史的實踐主張背后還深藏著文化失墜的焦慮。錢氏《胡致果詩序》曾對宋代遺民詩人記錄的史事因為不為新朝史著所載可能面臨湮滅的危險表示擔憂, 他說:“至今新史盛行, 空坑、崖山之故事, 與遺民舊老, 灰飛煙滅。”[27]800深受錢謙益影響的黃宗羲在其《姚江逸詩序》中曾評價錢氏《列朝詩集》, 作出了“一代之人物賴以不墜”的貢獻。[29]10他還在為明遺民萬泰的詩集作詩序時專門談及遺民詩人對保存一代之史, 延續文化方面的獨特價值, 而且面對《宋史》、《元史》對于宋末、元末一些重要人物及事件的忽視, 特別明之“從亡之士”黃道周、吳鐘巒、錢蕭樂、張煌言、方以智等的事跡面臨湮滅的境地, 感到極其沉痛[29]47。余英時曾指出錢謙益《列朝詩集序》“遺民心態躍然紙上”[41]51-52。遺民心態既表現為出于對舊朝的眷戀而產生的保存舊朝之史的責任感, 更重要的是文化失墜的焦慮感。陳寅恪認為:“凡一種文化值衰弱之時, 為此文化所化之人, 必感苦痛, 其表現在此文化之程量愈宏, 則其受之苦痛愈甚。”[43]他認為元朝遺民元好問、明朝遺民錢謙益, 以及參與修撰《元史》的元遺民危素、拒仕清朝而以布衣身份參與修撰《明史》的明遺民萬斯同等人“心意中有一共同觀念, 即國可亡, 而史不可滅”[44]。這些可以作為這種文化焦慮的注腳。

  當以詩為史、以詩正史、以詩補史的“詩史”觀幾乎成為學界共識時, 紀事體著述的編撰自然深受影響, 其編撰也隨之達到高潮。清代以來的詩紀事編撰者都聲稱效仿《唐詩紀事》, 建構了一個以《唐詩紀事》為首創的詩紀事系譜。厲鶚稱《宋詩紀事》“效計有功搜括而甄錄之”[45], 陳衍則將紀事體著述歸為一個序列, 一度為遼金元詩紀事的闕如感到遺憾[40]1131, 鄧之誠稱其《清詩紀事初編》是“繼計有功、厲鶚、陳田而作”[46]2。再加上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 詩歌紀事體著述從唐、宋、遼、金、元至明、清, 基本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序列, 這些著作“前后銜接, 自成體系, 構成古籍中的一個小類別”[21]2。然而,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陳衍、鄧之誠固然以《唐詩紀事》為典范, 又屢屢提及《中州集》和《列朝詩集》。陳衍編纂《金詩紀事》不能無視元好問《中州集》, 自然要論及該著, 但是, 鄧之誠編《清詩紀事初編》應該與《列朝詩集》沒有什么關聯, 然而, 他稱《清詩紀事初編》“小傳摹《列朝詩集》而作”[46]3。這個轉變與明末清初以來以詩為史、以詩正史、以詩補史的“詩史”觀及由此產生的采詩庀史的實踐主張關系密切。

  清代的詩紀事著述的編撰或多或少受到采詩庀史的主張的影響:其一, 有的詩紀事著述與史著關系密切。據《國朝漢學師承記》, 錢大昕“因搜羅元人詩文集、小說、筆記、金石碑版, 重修元史, 后恐有違功令, 改為《元詩紀事》”[47]。陳衍接過元好問、錢謙益、黃宗羲等的衣缽, 其遼金元詩紀事多次提及元好問《中州集》, 并明確提出“國可亡, 史不可亡, 即詩不可亡。有事之詩, 尤不可亡”[40]1131, 不認同“異族而主中國, 則其國之詩可聽其亡”[40]1131的觀點, 他帶著強烈的著史沖動, 編纂遼、金、元三代詩紀事, 并將其納入《唐詩紀事》、《宋詩紀事》、《明詩紀事》的序列。其二, 重視詩人小傳的編寫?!短剖褪隆芬芽死嘧攀鑫骷冶嘧〈南群? 但清人稱許這一做法時往往援引《中州集》、《列朝詩集》為例, 一部分紀事體著述的詩人小傳也以其為典范, 如鄧之誠明確表示《清詩紀事初編》“小傳摹《列朝詩集》而作”。因為《列朝詩集》的詩人小傳與《唐詩紀事》迥然不同, 《唐詩紀事》之詩人小傳僅提供作品的創作語境, 而《列朝詩集》的詩人小傳幾乎是明代詩人的史傳。其三, 注重收錄與時政相關的詩作。陳衍《遼金元詩紀事》“總敘”云:“詩紀事之體, 專采一代有本事之詩。”其《金詩紀事》將元好問詩作“關系宗社存亡, 身世??? 凡一切未入《元詩紀事》者, 悉為編入”[40]1181, 由此即見一斑。鄧之誠編纂《清詩紀事初編》選錄詩作的標準是“讀其詩而時事大略可睹”[46]3。鄧之誠還批評《唐詩紀事》、《宋詩紀事》、《明詩紀事》“名為紀事, 而詩多泛采, 無事可紀”[46]2, 顯然, 鄧之誠是指這些著述采錄的作品無關乎時政。至此, 重視詩作的歷史價值、政治價值幾乎成為詩紀事編纂者的普遍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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